“人无信则不立，家无信则不和，业无信则不兴，国无信则衰。”一个繁荣昌盛的文明社会依靠的是人民的良善习俗和道德，一个国家的福利以及它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只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才能催生强大的体系化组织应对全球化难题。

鉴于学院经济学将人假设为自利自私的“经济人”的判断过于单薄，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主义如脱缰之马难驯。弗朗西斯·福山另辟蹊径，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的主旨。

亚当·斯密阐述了经济动机的高度复杂性，并指出应当审慎地将经济行为融入更广泛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中考察，从未完全赞同经济活动仅仅是理性地追求功利的最大化。人只有融入家庭、机构、网络、国家等各种社会群体之中才能生存。因为，任何经济行为都受制于各种习俗、规则、道德义务和偏好习惯所支配。虽然当代社会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以其本身所固有的张力来反对现存的群体权威，但是人必须根据群体的利益来平衡自己面临的利益冲突。

无论是熟人网络、地缘血亲、情感纽带为表征的同质性社会资本，还是基于公共利益、兴趣分享、中介行会、现代法理的异质性社会资本，二者总量的多寡对于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社会网络、企业规模至关重要。尽管社会资本通常表现为非纯粹理性的习俗，且多产生于非理性的诸如宗教和伦理道德等，但它依旧是现代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正确行使职能的必要条件。作者认为，在决定发展规模的市场规模、社会经济发育水平、后发地区后发产业、完备的金融商法制度、文化习俗与传统等诸要素中，政府的行为才是决定性因素，政府行为只有且必须与社会资本融合才能实现预期，从而提升本国的全球竞争力。

此外，本书观察“市场——国家——社会”三者间微妙的互动关系。在构建类型化时，福山借鉴韦伯的三类权威学说来对应社群的三条道路，即以家庭血亲关系对应父权传统的家族企业，以诸如学校、医院等专业组织来对应专业管理型企业，以国家中央集权对应国有企业。在上述三角格局中，矛盾的家庭价值观与低信任度社会制约规模化成长，而高信任度社会以群体为中心的社会平等仅限于同种族文化群体，并不延伸至其他种族，即使他们共享社会的主流文化信念，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道德群体有明显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之分。

福山也无法解释中国大陆经济腾飞的奥秘。同许多学者一样，他们既无法理解一个具有灿烂文化民族的历史底蕴和文化自觉，也无法体会道德传统所指引的正向力量之磅礴，更不能明白中国特色的真正魅力所在。作者承认，最成功的现代化模式是不完全现代化的，并非建立在所谓放诸四海皆准的政治原则基础之上的。

诚然，当代社会是契约型社会，是一个从身份契约到“有目的”转换的过程。法律制度固然能够制造信任，搭建起一个交易框架来让陌生人合伙经营。然而，法律与信任的关系并非一直同向运行。一旦缺位时，社群所长久保持共享“善恶是非观”的核心价值认同就会有效填补并创造社会资本以及其他经济实惠。只是二者应保持恰当的均衡，任何一面过了头，就会产生合作交流的障碍，潜在地破坏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产权法、商业法、公平交易法都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制度。如果这些制度能够融汇社会资本，将大大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营商环境的优化。